家喻户晓、享誉世界的国之瑰宝《清明上河图》，无疑是宋代大画家张择端精心描绘的一幅气势恢宏、惟妙惟肖的现实主义杰作。更是被誉为生动传神、立体展现北宋汴京“百科全书式”的风俗画卷。

　　进入20世纪以来，这件国宝级文物作品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超越国界，以至于形成了一门“《清明上河图》学”。

　　而其“过眼繁华”中蕴藏着的诸多宋代文明密码，如同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学者专家，对历久弥新、精彩传奇画卷背后隐藏着的罕为人知秘密，进行深入解读……

　　专家曾借助电脑放大技术，对这幅生动记录中国12世纪城市生活面貌上出现的814人，一一进行仔细观察。

　　无论是远郊的行旅，河边劳作的人群，嘈杂热闹过桥的民众，还是城内酒楼、店铺、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他们从服饰、面貌上毫无疑问都是中原汉人。

　　然而，当学者的目光移到画卷后半部的雄伟城门时，却从一队驮着沉重商品的骆驼中有了惊喜发现。原来队伍中的牵驼人，竟然是一个颧骨突出、眼窝深陷、鼻子高耸的西域胡人。也是整个画卷中被发现的唯一一枚“胡人”。

　　人们不由疑问：作为北宋都城的东京，为啥没有出现比肩东汉都城洛阳、隋唐“两京”，城中西域胡人比比皆是，川流不息景象呢？

　　史书记载，在宋朝建立之前的后周时期，当时东京城中的胡人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

　　这在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四月，周世宗规划扩建东京城颁发的诏书中就有体现。

　　“东京华夷臻辏，水陆汇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五代会要》）

　　可是，当历史的指针拨到宋代之时，西部边陲受到西夏、吐蕃的人为战争阻隔，来自中亚的西域胡人要比汉唐时期大为逊色。

　　与此同时，宋代航运（海运）业蓬勃兴起，海上贸易俨然达到中国古代发展顶峰，海上丝绸之路全面取代陆上“丝绸之路”的地位。这一时期，大型商船在经贸往来中全面替代效率低下的骡马车辆，成为大宗货物运输中的“主角”。

　　受此波及，从海陆来的高丽、印度、大食（阿拉伯）人相对于陆路要多得多。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来到东京城的老外基本上是各国使者，他们带着珍贵的药材、珠宝、香料进贡慕名已久的天朝大国，宋朝则以回赐的方式与之进行贸易。

　　“虽说也有的商人冒充使者，入宋交易，但这种限制在贡赐体制下的贸易，外来的商人是很难在市场上进行自由买卖。”（《宋代东京研究》）

　　导致在东京如此繁华的商业市场上，已经很难寻觅到隋唐洛阳城中粟特商队频繁出入的热闹景象和踪影。

　　作为广为人知的传世名画，关于《清明上河图》的题名含义及画卷主题，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正方观点认为，清明是指“清明节气”，是描绘春天扫墓的情景；反方观点认为清明是对宋徽宗所谓“清明盛世”的变相溢美之词。

　　支持 “清明”是节气的代表有董作宾、郑振铎等人，支撑的论据主要有以下。

　　01 元代知名画家张著在卷后的“题跋”。张著特别强调跋文是作于“清明后一日”，一是表明他认可该图所描绘的季节是清明时节；二是间接表达了他追思画坛前辈的仰慕心情。

　　“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人也。……张择端《清明上河图》选入神品，藏者宜宝之。大定丙午清明后一日（公元1186年3月30日），燕山张著跋。”

　　02 画中有几个表现清明节前后特色场景。

　　“有一队人马正在归城，好些人正在半跑地走着。有一顶轿子，乘轿子的当时一个妇人，轿顶上都装簇着杨柳杂花。有人挑着担子，挑着可能就是‘门外土仪’”。（郑振铎《<清明上河图>的研究》）

　　杨新亦引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判断前段轿上插枝的是“。”

　　03 美国学者也提出画中有“水牛亲子”场景，并解释水牛生产时间当在春天，证明画卷中描绘的时节为清明前后。

　　反对“清明”为节气一说，称其是对彼时“清明盛世”的变相溢美证据有。

　　A 画中有多处证据与春天景色不符，可以瓦解清明的“时节说”。

　　之一，画中有毛驴驮炭……当是准备过冬之用，时间并非在春天的清明时节；画中有人物光身与执扇……当是秋天气候余热未退的景象。

　　之二，画中有茶水摊与卖瓜摊。“饮子”的茶水摊，应该是夏季刚过；卖瓜摊则是秋天瓜熟后特有景象。而清明时节的河南开封，应该是无西瓜可售卖。

　　B 从画卷构成看“盛世繁华”。张择端在画卷中央布置的风景（绘画高潮），是大运河上的通畅的物资运输，而将生产地农村与消费地城市布置于画卷的两端，将其与运河交通结合在一起的主次分明的构图，显然是为了表现“太平盛世”而谋划的。也就是说，《清明上河图》在物资顺利生产、流通、消费等方面的生动传神描绘，间接反映了徽宗时代的所谓“政治清明”。

　　C 从写实长卷创作动机来看。张择端的这幅反映汴京商业繁华的写实画卷，本来并无名字，因画成后气势恢宏、技法精湛得到“画圣”宋徽宗赏识，龙颜大悦在卷首用廋金体题写 “清明上河图”而得名。

　　不少中外学者研究认为，该画是为皇帝（宋徽宗）所做、抑或是授意指导而作，用以歌功颂德，通过对开封汴河两岸盛世繁荣的工笔传神描绘，折射出对宋徽宗彼时物阜民丰、货畅其流、商业繁华之“清明盛世”的变相巧妙溢美夸赞。

　　《清明上河图》自从千年前华丽面世，一直都被视为写实主义发展至11-12世纪的巅峰之作。尤其是它以长卷形式，采用散点透视构图法，生动记录了一千多年前北宋都城东京的城市面貌和当时市井生活状况，不愧是北宋时期都城汴京商业繁容、城市发达、百姓富足的见证和真实写照。

　　透过不同视角，也有专家研究发现，张择端画笔下的东京，却与历史上真实记载的宋京开封有不少出入和差异。

　　譬如，既为写实手法，为何绘画景点、有名有姓的商铺店家与宋人《东京梦华录》中记载的无一处相同？

　　甚至有西方学者据此认为，画作所描绘的地域并非汴梁实景，而是一个理想中的城市。他们认为一个熟练的画家，应该能够表现出汴梁城明显的地标性建筑，包括汴梁街道尽头的木质城门。

　　然而这幅画中的街道、商店和招牌的形象可以用来代表大宋北方任何一座城市。

　　更明显的能够证明这是一个理想化城市的证据是画中没有贫民和乞丐，也没有罪犯，捕快（警察）都在衙门口休息,每个人看起来都很整洁而且快乐，甚至那些进行繁重劳动的人也是如此。令人大跌眼镜的是，画中的城门居然是一个如此简易的建筑，城墙已经坍塌，这种祥和的局面与汴梁城不停加固城墙的现实相去甚远。(汉学家韩森观点)

　　有没有一种这样的可能，《清明上河图》是宫廷画家（翰林待诏）张择端专为皇帝所作的画卷。他是受皇帝召见之后开始作画的，对这幅画进行观察的主体应是宋徽宗。换言之，画卷内容构思并非由画家自行决定，而是由幕后资助者（该画为徽宗）决定的。

　　而颇具艺术才华和思想见地的徽宗，希望将自己的治世描绘成得自天恩、繁荣的理想都市。更在意画卷突出人民生活的祥和富裕、国泰民安，所以不需要一切要塞、警备等防卫设备。

　　艺术创作显然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因此张择端在创作《清明上河图》时，既有局部的写实，又有将许多场景有机重组的艺术加工、巧妙构思，启迪后人无须将画面与文献记载做无意义的两相比照。

　　从这种意义上讲，《清明上河图》既是对公元十一世纪世界上人口过百万、商业最繁华的超级大都市——东京汴梁社会风貌的写实描绘，又有提炼夸张，艺术再造，试图合理展现、全面反映作者心目中的一座 “理想之城”。

　　《清明上河图》长卷孤品是否为全本，学术界和绘画界曾不少为此打口水仗、面红耳赤。

　　其实，据记载，这幅宋代经典写实长卷早在明代就有争议。明代苏州片中的《清明上河图》就出现了所谓的“补全本”，画家在《清明上河图》后接绘“金明池夺标”的活动。

　　认为《清明上河图》后面还应该有内容的依据是：卷尾结束得比较唐突。然而，从整个布局来看，全卷人物活动的高潮在虹桥上下，虹桥的位置几乎在画面的二分之一处，基本上符合手卷画的中心位置。进城后的画面气氛渐趋平稳，画家在喧闹中收场是十分自然的构思结果。

　　其实，这两幅手卷的并列非仆从关系已经被张著所录《向氏评论图画记》说得很清楚了：“《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选入神品。”

　　也有学者依据《清明上河图》卷尾树木的线条被切断，认为肯定存在残缺。事实上，《清明上河图》在北宋装裱后经过多次重裱，在反复装裱时被装裱师多次切边，造成卷尾有少许残缺的现象。

　　明正德十年（1515年），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讲学士李东阳题，《清明上河图》卷启首原为“巍然而高”的郊野远山，“卷首有祐陵瘦筋五字签及双龙小印”。这是正德十年该图归为李东阳收藏时的情况，和东阳十年前初次见到此图时一样“完整如故”。

　　可是，现在看到此图的启首处的一段郊野远山和宋徽宗题瘦筋五字签、双龙小印均已不存在，说明《清明上河图》卷在李东阳收藏之后，又经过装裱，启首一段及宋徽宗题签、双龙小印在装裱时被没文化的裱匠遗憾去掉了。

　　1953年10月，《清明上河图》长卷重回故宫时，其裱工尚为明末清初装裱，画卷的天头绫业已残破，引首及画心尚有虫蛙和绢丝断裂多处。

　　经过70年代历时一年多的重新严格、细致装裱，《清明上河图》又焕发了新的光彩。

　　这一稀世奇珍、中华瑰宝，虽历经千年风雨磨砺，却奇迹般近乎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其熠熠生辉、光彩照人的艺术魅力，令参观者无不啧啧称赞，为之倾倒。

　　参考书籍：

　　《“清明上河图”新论》

　　北宋徽宗时代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

　　郑振铎《<清明上河图>的研究》

　　《宋代东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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